此外，那一目的也许很好地能让孩子加入一种真切的父母子女交融的关系之中，并有益于他们分享个人的尊严。
在比较法上，域外国家对此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做法。[37] 关于行政程序瑕疵的指正，参见杨登峰：《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指正》，《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
因此，不明确的行政行为由于不符合瑕疵的明显性标准，应当划入可撤销行政行为的范围。[5] 参见胡建淼、钱建华：《行政明确性原则初探》，《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因为如果期限长，相对人可以选择种植树苗，再待其长大成林，如果期限短，相对人则只能移植已长成的树木。这期间虽仍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并对行政行为应当明确的内涵与意义作出了富有价值的探讨。[52] 司法在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时，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越是侵害到重要的公民自由形态，越须要充分的正当性论证，从而，审查也就越严格。
参见钟赓言：《钟赓言行政法讲义》，王贵松、徐强、罗潇点校，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但通过这种方式确定行政行为的内容，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被参照的事项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在行政决定书中载明，否则，即不应采用这种方式。会议资料属于外部材料，制宪者制定的宪法文本是内部材料。
但是，宪法不同于普通法律，宪法并非仅仅由法院行使，它还约束其它国家机关，故而单纯以法院实施的拘束性规范比照宪法的规范属性实属不当。其三，宣示未来中国各族人民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区别了宪法的两种不同规范属性，即事实性规范与拘束性规范。第七，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指导宪法解释。
由于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方针政策的领导，所以党如果不遵守宪法，那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方针政策，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又如何实现自己的领导呢？[24]我国的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的这个严峻的事实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包括一些负责干部，对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章则不然，是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其所经历的是党内程序，其所拘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摘要: 执政党文件是宣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载体，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为执政党文件的宪法属性奠定了法哲学基础，宪法序言效力说赋予执政党文件宪法价值以学说依据，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为其宪法属性提供规范保障，故而执政党文件属于宪法渊源，成为查明宪法意图的重要参照，帮助界定宪法条款的具体含义。另可参见郑贤君：《开拓中国本土的宪法实施新模式：基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性思考》，载《长白学刊》2017.5。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其目的是确保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与人民权利。德国基本法区分了法律与法，将体现正义的实质主义法纳入规范体系之中。
[22] 许崇德：《依宪治国，执政为民》，载《许崇德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9页。[④] 宪法效力是指宪法作为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约束性与强制性。[19] 习近平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因有四：其一，由于党的文件包括党章、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以及决议、决定，其中的内容有些属于事关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外交政策，这部分和人民意志完全一致，应该有效，在宪法解释过程中应予参照。
许崇德教授指出：宪法还有不少内容虽然在文句上并不与党的有关文件的表述完全相同，但是宪法的一些相关条文，确实是根据党的文件的精神和要求而拟定的。其五，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宪法修改是宪法变迁和发展的方式之一，是将党治国理政的新经验、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入宪，其实质是将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实现法律化，完成政治事实向宪法价值、政治价值向宪法规范的转化。四个要素说明中国共产党深谙其中原委，承认自身意志与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一致性。
与欧美近现代宪法不同，我国宪法的特点之一就是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的事实用法律的方式规定下来，使之成为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获得宪法保障。[24] 许崇德：《历史的启迪》，载《许崇德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0-211页。[15]该观点一方面从法的形式主义要素分析，认为无论从制定的主体、程序，还是效力来言，作为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都不能与宪法同日而语。[16] 姚岳绒：《关于中国宪法渊源的再认识》，载《法学》2010.9。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这是一个抽象规范术语，其内容不能随意填充，而须依据党的文件确定。
三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的权限和职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直接来源于宪法。作为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只能规范自身，无权规范其他政党。
由于不同时期国家的政治目标和任务不同，故尔制宪者的意图也有所不同。序言规定的国家对内对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政策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活动的依据和准则。
此处，国家性等于法律性，法与国家是一致的。虽然我国宪法解释体制是权力机构负责解释，但在确定宪法意图即远大目标方面与法院中心的宪法解释却无不同，诸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含义，是必须依据执政党文件才能予以确定的。
宪法的规范属性是指宪法究竟是事实性规范还是拘束性规范。法律性即国家性，表述宪法属于国家意志。201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明确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五部分组成，其中包括党内法规体系。2019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章明确的党的性质和宗旨、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路线和纲领落到实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并直接投入制宪和修宪工作，同时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群众的智慧和作用。第五条规定：……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即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已于1937年9月6日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主政权，故《纲领》规定：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彼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不是现在的国务院，而是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由它任命并受其领导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机构。
许崇德教授指出：共同纲领所体现的新中国的基本方针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主张，是由党的会议，特别是在中共第七次全国大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上确定了的。诚然，治与制音同意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二是序言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如果序言没有法律效力，国家就失去了方向。这些条款的精神与内容须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16] 此言差矣，认为党章不属于宪法渊源的观点只以法的形式主义要件分析宪法渊源的成立要素，未看到我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这一重大事实，没有深刻领会宪法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没有认真对待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中央向大会提议制定宪法，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制定54宪法。[33] 1952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议，会议由李济深主持。
但是，这只是以法院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宪法的坚持，我国是人民民主主义宪法，权力机关而非法院负责解释宪法，司法独立不是权力机关奉行的准则，故而宪法解释不仅不排斥制宪会议的资料，而是尤须依靠执政党文件才能确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⑥] [美]约瑟夫.斯托里：《美国宪法评注》，毛国权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71页。参见[美] Jack M.Balkin,Reva B.Siegel:Introduction—The Constitution in 2020, ,Edited by Jack M.Balkin,Reva B.Siegel: The Constitution in 2020,Oxford Press,2009。
